柳 椿

　　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发展质量和速度？传统发展经济学秉承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自然资源的要素禀赋构成是决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交通、气候、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供给这些“硬件”对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但越来越多的事例证明，“硬件”好的地区不一定发展得好，很多“硬件”看似不尽如人意的地区却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人们认识到，相对于硬件，经济发展软环境已经日益成为决定一个地区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核心要素。

　　按照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学说，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的劳动社会实现的过程。以思想、道德、文化、法治、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软环境，正是人们在经济与社会实践中社会关系的反映，是人类劳动得以实现的社会化了的“自然环境”。人是社会性动物，相比于资源要素禀赋，公平的法律、高效的行政、诚信的交往以及安全舒适的生活和工作氛围，更能激发人的活力与创造性。可见，软环境才是实现经济发展更为根本性的条件，世界经济发展史有力地印证了这一论断。

　　那么如何才能发展和完善经济发展软环境呢？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关键在于政府。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历程，是有意识地学习发达地区先进经验的过程，要用更短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和地区一二百年所走过的路。这就必然要有一个目标坚定、能力卓绝、高瞻远瞩的领导者，如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一般，领导该地区完成从欠发达到发达的嬗变。但对我省来说，目前存在的问题则在于，本来应该成为优化经济发展软环境强力推动者的政府部门，在一些地方、一些时候，却成为了制约软环境发展的障碍。最突出的表现是公权私有，将本来应为发展地方经济、发展民生事业的权利和执法过程，当作攫取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机会，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与民生和谐：有的地方开门招商、关门欺商；一些部门收费项目过多、标准过高，“收费养人”问题严重；少数执法和司法部门裁判不公、越权执法、野蛮执法，甚至吃拿卡要；对外来企业“雁过拔毛”，在办理审批和落户过程中索要“好处”……有着这样的管理者，软环境怎么完善得了？造成这种怪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职能还没有完全转变，部分官员的思维仍然是前现代的、封建的和全权式的，还是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那套大而全的全能方式来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问题。西方有句谚语，“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无所不包，试图管理和控制一切的思维，不光在实践层面已经被证明是不可取的、不现实的，更将导致寻租和腐败现象的蔓延，整体社会运行成本不断抬高，社会活力遭到窒息。要而言之，如果政府对自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正确的定位，那么手中拥有的政治资源非但转化不成助推软环境优化进而促使经济腾飞的动力，甚至还会成为发展的阻力。

　　优化经济发展软环境，首先必须对政府重新定位，明确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和职能，进行切实有效的行政体制和机制改革，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核心就在于要清晰地界定出政府涉足的领域和范围，转变参与经济与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懂得“重要的是政府活动的质，而不是量”。具体来说，就是要以优化经济软环境为鹄的，重新调整职能，做到“撤”、“并”、“转”、“增”。所谓“撤”，就是要对阻碍软环境建设的职能果断予以撤销。中国古代人就已经意识到“法愈密则弊愈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成本与收益的考量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指针，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为微观经济活动提供公平、有序的发展平台，而不是故意增设很多审批环节，无谓增加成本。著名的“莱索托经济学实验”就是最好的例证：经济学家莱索托带领4名学生分别在市场经济制度完善程度有重大差别的秘鲁和纽约建服装厂，要求在取得许可证的过程中，忠实履行每道手续，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行贿。结果，在秘鲁花费了289天，且经过2次行贿才获得批准；而在纽约则在没有行贿的情况下，4个小时就办妥了一切手续。后者的效率是前者的700倍。哪个经济更有活力，不言自明。“并”则是指对相同或相近的政府职能要整合与合并，消除政出多门、“五龙治水”的现象。这次中央实行“大部制”，就是对原有中央各部委进行整合，把职能相近甚至是重复的进行合并，提高政府效率。当前，很多发达国家都实行“大部制”，其原因就在于，现代市场经济天然要求解除对其不必要的束缚，不断按照最能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原则调整行政管理架构。“转”是指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自身功能重新定位，对相关机构进行身份和职能转变。近几年全国瞩目的事业单位改革，就是要转变事业单位取向，重归事业单位公共服务的本职，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增”则是针对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政府职能缺失，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强化和完善政府职能，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经济活动需要有一个公平、正义、有秩序的法律平台作为其制度支撑。以前我们信奉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束缚的专政”，并不注重法治建设。现在政府尤其要加强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稳定市场经济秩序的民法体系建设，更好地履行政府职责，优化经济软环境。

　　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地为软环境建设服务，必须要加强反腐倡廉的力度，坚决杜绝寻租行为。应该看到，腐败不是某个国家特有的现象，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无论在哪个国家，政府官员慷国家之慨，进行权力寻租，都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寻租一则会瓦解政府的效率，让政府根本无法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社会将缺乏公平、合理的秩序，进步和稳定无从谈起；二则会摧毁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失掉对社会治理的法理基础。孟德斯鸠就曾指出：当“参加政府的一切人的双亲和朋友都发财的时候，那么一切便都垮台了”。在二十世纪初，资源丰富的阿根廷的发展潜力强于德国，同美国不相上下，被经济学家普遍看好。但就是因为政府腐败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经济和社会总是处于动荡之中。相反，美国对“镀金时代”时期出现的腐败横行、两极分化、道德沦丧，政府严重缺位等问题，痛下决心进行治理，打击政府内部腐败，努力营造公平的法律环境，保障社会整体稳定有序，使得经济又一次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也是腐败横行，贪污现象遍及各个公权机关。为彻底肃清贪腐行为，政府成立廉政公署，开始铁血反腐，并一举扭转了局面，成就了香港“亚洲四小龙”的辉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对此我们无法苟同。纵论世界反腐史，我们可以得出确凿的结论：哪个国家和地区反腐败工作做得彻底、到位，哪里的发展环境就可称得上优越，经济自然会搞上去，社会也必然稳定富足。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是例外。我国已经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必须以全球化的视角看待腐败问题，充分借鉴世界各国打击腐败、发展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对腐败现象严惩不贷，绝不姑息留情。

　　（作者系吉林日报社副总编辑、高级编辑）